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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民 散文——《为什么春节回老家》

作者:田玉民     时间: 2019-02-06     点击:17712次    分享到:

为什么春节回老家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余光中


其实今天,挤在春节返乡,恐怕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的一种负担了,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反正我有。对于长期在外的我,工作、事业、妻子与女儿以及主要生活社交关系大多都在西安,回乡的意义,主要是看看、陪陪年迈的母亲,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再顺便看看正在逐渐老去的儿时乡邻尊长与朋友们,至于他们的下一代,大多正逐渐在我生命的记忆中褪色,越来越仅留下少年时代一点点似曾相识的模糊印记。

那么,现如今我们为什么还眷恋家乡?为什么还要在每个佳节来临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吟咏这首《乡愁》,来抒发我们对于生命、对于人生的体验?对童年、少年、对儿时成长环境的依恋?真的仅仅只是怀旧吗?

每年的春节前后,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式人口大迁移就会发生一次,让整个世界为之瞠目结舌。数亿离开老家奔波的人,不辞辛劳,不远千里万里,克服重重困难返乡又返城,他们中间,既有成家与未成家的单身男女,也有拖家带口的整个家庭,既有长期在外很少回家的人,也有离家并不远,或者时间并不长,且经常回家看望的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咱们中国人为何如此地眷恋家乡?为什么非得火急火燎的在这几天赶回老家团聚?难道晚几天就不行吗?

我并不是说国外人就没有眷恋家乡的传统或情感。在世界文坛上,关于故土的优秀文学层出不穷,每个国家或民族,在针对故乡的怀恋与寻根上,都有着看似相似但却各具特色的记忆与感情。

然而,无论如何,在当今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在春节假期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如此大规模地候鸟一般的迁徙行为。你可曾听说过美国、英国、阿根廷、俄罗斯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在圣诞节、感恩节或者万圣节,从波士顿迁徙到加利福尼亚,或者从佛罗里达迁徙到西雅图?从莫斯科迁徙到西伯利亚或者从纽约飞到开罗、布宜诺斯埃利斯、伦敦与巴黎?

难道咱们中国人对于故乡的情感特别,与别的民族压根有本质的不一样?

可以这样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农耕社会。尽管在唐宋元明清时代,中国都曾经有过世界领先的大都市,但是,整个社会从来都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除了极少数皇族、官宦、商人和手工艺人群体之外,所有人都是农村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近代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与市民社会”。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以中原与南方的农耕社会以及北方的游牧社会为主体,一直到近代西方蒸汽技术出现之前,农业的技术增长速度与社会的变化都非常缓慢。历史上中国的大城市从来都是行政与皇权的中心,城市中的手工业与商业也仅仅是为其服务的附属甚至附庸,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真正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

这还不算,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被自然的地理条件与独特的社会管理制度,牢牢地束缚在身边的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域之中,长距离的迁徙从来都是受到严格限制,这就决定了“靠天吃饭”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气候好,则五谷丰登生活相对安逸;地理与气候条件不好,很可能经常粮食歉收生活非常艰难。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生育率,重视男丁的数量,因为人口与劳动力直接决定着农业产量的多寡。但是,对于较大的自然灾害防治、公共设施建设与安全防卫,单个家庭甚至一般的群体几乎都无力承担,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集体的力量,因为只有依靠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才能获得征服自然或者抗拒自然所带来的灾害与影响,建立起一个农业生产与民族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土地资源有限,水源资源有限,技术资源有限,几乎所有的资源都相对有限,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根本竞争态势。因此,中国传统上的主要竞争是发生在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在国家分裂的时期,则是国与国之间的资源竞争;即便是在统一期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资源竞争也是整个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常态。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所谓的田园诗话,仅仅不过是停留在诗人作品里的一种艺术想象,或者是老百姓的一种千年梦想。桃花源般的田园牧歌,只存在于文人墨客的美梦里。

农业生产,辛苦劳作、长周期与高风险是其显著特点。区域资源竞争的残酷现实,迫使传统中国人结成了两种最基本的同盟关系:一是血缘家族利益同盟,二是地域乡里利益同盟。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

血缘关系,是人类自然的、最本能的信任关系,它源于人的动物进化本能,它自然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基层的同盟利益关系。因血缘关系,很自然的派生出家族的利益关系同盟,进而派生出“同宗”“同姓”等关系,这无无疑是生存竞争的需要。

地域关系同盟的发展,也是人类社会进化自然形成的,是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关系发展而来。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竞争关系的加剧,地域的利益共同性,如同涟漪一般的放射出去,越是半径狭小的范围,认同感也就越强,越具有强大的自然信任关系。所以同村,同乡,同县,同省,乃至于同一个国家,即便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也具有强大的自然信任与文化认同功能。在传统农耕时代,同乡之间以基本信任为基础结成利益联盟,以便在生存竞争中,对外获得数量更大与质量更优的生存资源,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这两种自然派生出来的社会组织形态,贯穿了整个的中国传统历史。即便是依附在农业基础上的城市阶层,他们所产生的同盟与共同体关系,也大多是以这两种自然关系为范式,而延伸产生的类血缘或者类地域关系。如科举考试同年获取功名称为“年谊”,科举出于同乡的则称为“乡谊”,其实就是为了建立类似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同盟关系。泛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上的异姓兄弟与姐妹结拜,江湖上的歃血为盟等等,也与上述的情形类似。

血缘与地域的这种结盟关系,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源和发展资源,使得这些自然形成的家族与地域,在整个社会竞争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这两种利益同盟关系,骨子里都有一个根本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亲情”,无论你如何描绘它,无论你如何给它披上什么样的艺术外衣,它都最后指向这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亲情”。

我们所生所长的血缘家族,我们所依所靠的熟悉地域,成为我们一生魂牵梦绕的眷恋与所系,成为我们一生的心理依托与所归,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千年传承,成为我们民族千年以来,对内与对外的交流活动与处理问题潜意识中的思维特质。我以为,这就是我们怀念故乡的根本所在,而这一切潜意识的情感寄托,都被我们千年以来浪漫地化为“乡愁”。

在一个现代成熟的市场化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有二:一是市场,一是分工。在市场经济中,比起传统社会,竞争不是消亡减弱了,而是加剧了,并且变得无处不在。精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使人类从基本的农业形态中脱离出来,分散到各个特定的行业与不同的工种中去,并且从较小的地域不断走向全国,而今正在走向全球。自然地理与传统行政上的地域限制从根本上被打破,资源、资本和人才的全球化流动,也使得地域的同盟或者共同体关系正在逐渐被从打破。市场经济和分工的高度组织化形态,一方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另一方面又把个人还原到原子化状态,在这种组织形态中,血缘与地域的同盟关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为了对抗更加冰冷的市场与分工,人们有必要在非血缘与地域关系之外,建立起新的共同体或者同盟。这样,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的共同体形态就出现了。

取代传统血缘和地域同盟而兴起的,乃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化组织。这些社会化组织包括宗教团体、政治组织、同业组织、利益同盟、兴趣社团等等。这些社会化组织不仅为个人提供了认同感、归属感,也为规范社会竞争,保护个人免于被更加庞大的社会组织和政府暴力所吞噬,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在发达的市场化国家,教会、民间团体、社团等等非商业组织,是与商业性公司、生产性机构或政府部门同等重要的力量存在,人们依附于这样的组织之中,免于被各种势力团体所伤害,而这些共同体的存在与自治,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层组织。

地域的共同体仍然是存在的,其外在形态为社区组织或者有时是地方保护主义。但这种社区组织绝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最小的行政单位或社区,而是生活居住在同一个地域内的人们自愿结成的一种自治利益共同体,他们因为共同居住区域的多元利益而形成了结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现代社会的市场与分工进行抗衡的一种方式,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常常也是为了对抗强大的统一市场与行政权力,对自己行业利益与地方利益的侵夺和伤害。

所有这些现代型的同盟组织,都脱离了传统社会因血缘和地域等先天关系所形成同盟的被动内涵,特别是摒弃了狭隘的宗法观念、帮派意识与自己人思维,它们是建立在新的、现代的、民主法治思维理念基础之上的,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自治同盟。他们依靠这种自愿的联盟,从而形成自立自律、自我管理、和谐有序、遵法守纪、依法抗暴的,日常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从而使得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得以顺利健康运行。

这种现代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的社会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传统的社会关系内核是“亲情”,运行的规则是建立在“亲疏、远近、长幼、尊卑”基础之上的,表面上是温情款款的,但骨子里是不平等的;而现代社会关系的内核是“平等”,运行的规则是建立在“契约、自愿、法律、公平”基础之上的,表面上是冰冷薄情的,但骨子里是平等的。

然而,对于刚刚开始转型到现代社会的中国来说,这一切在西方传统悠久、运行良好的社会组织目前尚不存在。也就是说,中国还远远没有从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自治型社会形态上来。像原子一样脱离原有血缘和地域关系的个人,一旦进入到冷冰、机械的市场和分工形态之中,特别是进入到过去不熟悉的他乡或异国,所感受到的,几乎只有无边无际的、潮水一般涌来的孤独、压力与无助,而几乎没有了过去那种来自于血缘与地域的,发端于熟人社会的组织联盟可提供的保护。因此,在城市中的现代中国人,虽然人从事的是现代性的工作,但是身与心仍然像传统农耕时代的出门在外一样,根本没有融入当地的城市与社会。所以他们都渴望在城市中、在公司中、在社会团体中、在政府机构中,寻找血缘和地域的连接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同乡会、地方性商会和宗族会所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些小小的、柔弱的、依靠自然遗存所形成的情感同盟关系,在冷酷与强大的现代市场机制下脆弱的不堪一击。市场的利益意志是永远是高于一切的,试图通过建立“家的港湾”式的小小社团圈子,既无法躲避现代城市社会的冷酷无情,也无法满足个人在现代城市发展的关键需求,也根本不足以抵抗来自外部社会的真实压力:求职、生意、疾病、失业、事故、婚嫁、冲突、误会、纠纷、诉讼等等,任何一次看似不太大的压力,都足以摧毁一个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家庭,解散一个苦苦经营多年的关系网,断送一段经年累月维持的友情,难倒一个铮铮铁汉的七尺男儿,压垮一个器宇轩昂的英俊少年,摧残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

于是深感无助的人们,无不在心里倍感世态炎凉、人心难测、奔波不易,惟一能够获取的力量来源,能够温暖身心的情感寄托所在,就是回到那个生长自己的地方,见到那个似乎对自己从来无怨无悔的骨肉血亲源头,哪怕是让疲乏的身心有个短暂的慰藉也好。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有多么眷恋那片山水,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年甚至恨不得早早逃离那里呢。或者是有多么的关心那里现存的一些故人,而只是因为那里是他们血缘亲情的寄托或者是地域温暖的寄托,那里是他们仿佛有基本信赖的存在,那里有他们仿佛可以依靠的同盟,那里有他们在利益纠葛不大情况下结识的,仿佛知根知底、纯情厚道的远近熟人与环境。所以,乡愁并不仅仅是人们对家乡有多么的依恋,而是人们苦于深感身心在外,无依无靠的孤独忧愁,是人们对真挚感情的苦苦期盼,是人们对和谐社会的真诚守望。离开了血缘和地域的保护,来到了冷冰的市场和城市之中,大家都成了无人看护的精神孤儿,这才是当今的人们眷恋家乡的深层原因所在。

因为血缘关系仿佛是个保护伞,所以人们拼命地建立人脉关系;因为地域亲情仿佛也是个保护伞,所以人们才拼命地拉扯同乡友情等等。我以为,许多专家、学者与所谓的大师,嘴里吹嘘的所谓“儒家传统文明”,其实说白了,无非是正在被淘汰的农耕社会自然组织形态与文化遗存的最后挽歌而已。

当我们浪漫地描述春节大迁徙,并且充满诗情画意地吟诵所谓的“乡愁”的时候,其实无非是在慨叹对现代社会缺乏自我保护力量、缺乏真诚友善的无奈,担忧在城市生活中随时可能被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所伤害,苦于在当今的城市生活中难于寻觅老家那种淳朴的情谊。造成无边乡愁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是当今中国缺乏应有的现代社会组织与和谐的陌生人关系而已。

我们在春节假日几天里,之所以不辞劳苦赶回老家过年,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精神孤儿在奔向灵魂的安宁港湾,恰恰是一个感情的游子在奔向心灵的阳光海岸。那里,有我们在现代城市生活与人生拼搏中难以寻觅的东西;那里,有我们今生不会再来的美好记忆;那里,有我们国家与社会转型记忆中传统的甘甜乳头;那里,有我们自己还没有彻底长大与独立才显得久久眷恋的母亲温暖怀抱。

所以,当人们仅仅把家乡当成一种记忆中的存在与朦胧中淡淡的情感印记,而不是每年非得赶在春节紧张的几天里,来一次急迫地大迁徙,以便汲取真情的营养与记忆中的诗情画意,以便摆出一副不忘老根的亲友与他人议论压力,以便在缺乏关怀的现代城市中寻找情感依托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在哪里生活与工作,便彻底认可那里就是我们身与心之家的时候,我们中国才真正地完成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当我们大家不再非得千辛万苦赶回老家团聚才算真的过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才真正长大独立了,中国才真的伟大起来了,中国现代社会才真正的成熟和谐起来了。            

(神木煤化工  田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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