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的变化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凤阳县，凤阳的历史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出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二是最早在全国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看到家乡久经战乱，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就下旨从江南迁来大批人口到凤阳落户，这些人思念自己的家乡，每到农闲时，就身背花鼓边讨饭边回乡探亲，久而久之，相当一部分人养成了流浪的习惯，不思耕种，荒芜的土地有增无减。正如凤阳花鼓唱的那样：“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凤阳花鼓一唱就是六百年。解放后，凤阳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吃饭问题还没从根本上解决，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不愿再过讨饭日子的凤阳县小岗村村民私下将土地包产到户，后来在全国推广，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家乡的讨饭现象记忆颇深。凤阳人为什么年年讨饭，在我看来，除了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生产队的劳动组织形式工作效率低，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出工不出力，使很多耕地撂荒，粮食产量很低，根本吃不饱肚子，只能出门逃荒。因此，每年冬季农闲时节，村子里基本走空了，大人带着孩子成群结队出门讨饭。讨饭往往去附近收成好一点的地方去讨，如五河、蒙城、全椒、嘉山等地，远一点的到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讨饭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卖艺，如唱花鼓、扬琴、皮影戏、耍猴、舞狮等。最普遍的是唱扬琴戏，在当地，扬琴戏远比凤阳花鼓流行。运气好的话，当地生产队会把艺人留下来，全队的大人、小孩都来听，一晚上可得2元钱。艺人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没有这方面的特长，只能挨门逐户讨要。讨来的熟食当场充饥，讨来的窝头、红薯干等干粮都带回家。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都讨过饭。有一次我大哥跟村里人出去讨饭，因迷路脱离了“大部队”，流浪一个月后竟然在离家两百公里的阜阳遇到同村另一拨讨饭人，这样才辗转回到了家。

当时隶属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村社员实在过怕了这种讨饭的日子，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村里的18户代表聚在一起开会，决定私下包产到户，18位村民在分田协议上按上了手印，并相约:"哪个因大包干进大牢，全村人把他的孩子养活到十八岁。"这种大包干的办法果然奏效，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一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 年到1970 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 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 公斤公粮。当地干部知道小岗村包产到户后，大惊失色，将问题层层往上反映。正当小岗村农民紧张不安、等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了小岗生产队。万里下车以后，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面埋下存储起来。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对于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万里的讲话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万里的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猛发展。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2亿多公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仅仅一年时间，就摘掉逃荒要饭的帽子。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之后，凤阳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使小岗村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生产队一下子全国闻名。

我从1986年离开家乡，平均一至两年回去一次，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许多繁华的小城镇拔地而起，凤阳县城的高楼栉比鳞次。昔日农村的茅草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两层漂亮的小楼。昔日的村际羊肠小道也变成了宽敞的水泥大道。高速公路通到了小岗村，村里建起了工厂，近年来还发展了观光农业。大哥感叹地说，是共产党的领导让凤阳人民结束了六百年的讨饭生活，全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摆脱了贫困，过上了来之不易的小康生活。

（陕煤总部  梅方义）